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7)

［32］何艳丽，张瑞星．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现状及服务模式分析与思考：以河南省调查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8，26（9）：89-93．DOI：10.3969/．

［33］王博闻，韩金松，张天娇，等．2012年鞍山市社区老人自立生活水平及影响因素调查［J］．实用预防医学，2016，23（6）：668-671．DOI：10.3969/

［34］PENG X，LIU N，ZHANG X，et al．Associations between objectively assessed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and sleep quality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people in South China［J］．Sleep and Breathing，2019，23（2）：679-685．DOI：10.1007/s-018-1749-9.

［35］钟清玲，喻思思．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护理管理，2018，18（9）：1293-1296．DOI：10.3969/．

［36］岳玉丹.邢台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5.

［37］李方晔.“政府、社会、家庭”联动的老年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8.

［38］李长瑾，洪炜，赵佳，等．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山东大学学报（医学 版 ），2017，55（9）：6-10．DOI：10.6040/．

［39］KANG H W，PARK M，WALLACE J P．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loneliness，and physical activity on quality of life in South Korean older adults［J］．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2018，7（2）：115-122．DOI：10.1016/

本文要点：（1）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和速度远高于城市地区。积极老龄化是衡量晚年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亦是应对老龄化社会的方略。（2）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亟待提升，其自理能力相对较高，经济保障水平相对较低。（3）年龄是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负向预测因素。个人月收入、每周锻炼次数、睡眠质量及家庭支持是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正向预测因素。婚姻状况、居住情况、健身设施情况对于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预测作用明显。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第二次世界老龄大会上正式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强调人到老年时，应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投入晚年生活，注重身心健康和自我实现，并在需要帮助时获得充分的保障与照料，从而提升晚年生活质量，并将“健康”“参与”“保障”列为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要素，即积极老龄化要求老年人不仅要保持身心健康，还应继续参与社会、经济、文化及公益事务等，实现身心和社会交往的全面提升［1］。《“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也已将积极老龄化列为衡量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指标［2］。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积极老龄化相关政策，并对推动积极老龄化发展进行了有益探索，如推行“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模式，有关积极老龄化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目前我国积极老龄化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理论层面的政策探讨、路径分析等，相关干预研究多处于试点阶段，且多以资源丰富、经济文化基础较好的地区为试点，研究对象集中在城市社区老年人，较少惠及农村和偏远地区老年人，而目前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和速度远高于城市地区［3］，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现状和生活质量日益成为老龄事业关注的重点。本研究旨在对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以期为今后开展农村积极老龄化干预工作、提升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1 对象与方法1.1 研究对象 以样本含量不少于问卷条目数的10～15倍为原则［4］，采用抽签法，于2018年11月—2019年1月，在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下辖5个乡镇中随机抽取2个镇，每个镇随机抽取3个行政村，以符合下列标准的670例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60岁；（2）居住在所调查农村社区1年以上；（3）无听力或认知功能障碍；（4）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次研究 研究方法1.2.1 调查内容 （1）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情况、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每周锻炼次数、所患慢性病种数、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情况、参与劳动情况、村里健身活动设施情况等。（2）农村版积极老龄化问卷：根据课题组前期汉化的积极老龄化量表（AAS）修订，原量表包含自理能力（7个条目）、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8个条目）、建立经济保障（4个条目）、开发心灵智慧（5个条目）、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5个条目）、积极奉献社会（4个条目）、传承孝道以身作则（3个条目）7个维度共36个条目，采用Likert 4级评分法，总分36～144分，分数越高则积极老龄化水平越高，量表Cronbach'sɑ系数为0.932［5］。由于该量表汉化及初步应用均从城市老年人中取样，无法证实其在农村老年人中的适用性，因此本研究采用认知性访谈对量表条目的可理解程度及其与所反映概念的一致性进行检验：选取5例农村老年人对量表条目的语言表述进行评价，并记录每位老年人的意见及填答问卷所需时间，根据认知性访谈结果对部分条目的表述进行修改，最终修订形成。农村版积极老龄化问卷在维度名称、条目数量、分值比重上均与原量表相同，仅对部分条目的表述形式进行修订和调整，具体修改情况见表1。预调查显示修订后问卷的Cronbach'sɑ系数为0.824，各维度Cronbach'sɑ系数为0.818～0.938，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调查方法 课题组取得调查村村委会干部的理解与配合，由课题组5名具有农村实地调查经验的研究生担任调查员，经课题组统一培训后，在乡村医生协助下，向符合纳入标准的农村老年人现场解释调查目的、方法及注意事项，取得其配合后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当场回收，将填写不完整、有逻辑错误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剔除。对于因文化程度限制而无法阅读或书写的老年人，由调查员向老年人逐条阅读问卷条目，协助老年人完成问卷。共发放问卷670份，回收有效问卷625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7.0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录入和统计分析。对人口学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性检验，结果显示积极老龄化得分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M（QR）〕进行描述，单因素分析中对于两组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多个独立样本Kruskal-Wallis H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相关。对积极老龄化得分进行平方根转换，转换后服从正态分布，再将无序多分类变量进行哑变量化，采用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对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 结果2.1 625例农村老年人的一般资料 参与本次调查的农村老年人中，男307例（49.1%），女318例（50.9%）；60～79岁554例（88.6%），80岁及以上71例（11.4%）；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489例（78.2%），初中128例（20.5%），高中及以上8例（1.3%）；在婚405例（64.8%），非在婚220例（35.2%）；独自居住119例（19.0%），与子女居住244例（39.0%），与配偶居住203例（32.5%），与子女及配偶同住59例（9.5%）。表1 农村版积极老龄化问卷条目修订情况Table 1 Items revision of Active Ageing Questionnaire in rural areas原量表条目 修订后条目我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或社区发展活动我经常参加村里组织的各项活动我积极参与老年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的活动我积极参与村里老年人的集体活动我是所在社区的顾问、专家或智者我有某种一技之长，村里人也会因此向我请教或求助我参与社区宗教活动或传统庆典活动我参与村里的宗教活动或逢年过节的庆祝活动我会学习使用手机、电脑等新的信息技术和便捷设备我会学习使用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我喜欢尝试新鲜事物或寻求新体验我喜欢尝试新鲜事我常按计划做好手头的工作 我常常计划好了再去做事我向社区或公共福利机构捐赠钱物我向村里或福利院捐赠钱物我常常以积极的心态看待一切事物我常常以好的心态看待一切事物我坚定自己的信念 凡事一旦下定决心，我就不会轻易改变我知道有些事情我解决不了 我知道生活中有些事只靠我自己是解决不了的我巩固了家庭关系，以便老了能够有孩子在身边我能够处理好家庭关系，以便老了能够有孩子在身边2.2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总得分为77.00（30.00）分，自理能力维度条目均分最高，为3.00（1.70）分，建立经济保障维度条目均分最低，为1.00（1.00）分（见表2）。表2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各维度得分情况（分）Table 2 Active aging score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among the rural elderly条目均分〔M（QR）〕自理能力 0～28 21.00（12.00） 3.00（1.71）传承孝道以身作则 0～12 8.00（4.00） 2.67（1.33）开发心灵智慧 0～20 11.00（6.00） 2.20（1.20）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0～20 10.00（5.00） 2.00（1.00）积极学习并融入社会 0～32 15.00（9.00） 1.88（1.13）积极奉献社会 0～16 7.00（5.00） 1.75（1.25）建立经济保障 0～16 4.00（4.00） 1.00（1.00）维度 总分 实际得分〔M（QR）〕2.3 不同特征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宗教信仰、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居住情况、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每周锻炼次数、所患慢性病种数、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劳动参与情况、健身活动设施情况的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Spearman秩相关分析显示，性别（rs=-0.153，P＜0.001）、 年 龄（rs=-0.194，P＜0.001）、 宗 教 信仰（rs=-0.096，P=0.016）、受教育水平（rs=0.192，P＜0.001）、 婚 姻 状 况（rs=0.149，P＜0.001）、 居 住情况（rs=-0.104，P=0.01）、个人月收入（rs=0.167，P＜0.001）、睡眠质量（rs=0.236，P＜0.001）、每周锻炼次数（rs=0.305，P＜0.001）、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rs=0.297，P＜0.001）、是否仍参与劳动（rs=0.165，P＜0.001）、 村 里 有 无 健 身 活 动 设 施（rs=0.165，P＜0.001）与积极老龄化总得分具有相关性。以积极老龄化总得分为因变量（赋值：以实际值纳入），以上述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模 型 中 R=0.527，R2=0.278， 校正R2=0.261，回归模型F=16.773，P＜0.001。共线性分析显示，模型中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te inflation factor，VIF）＜4，容忍度（tolerance）＞0.25，且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0.80。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居住情况、个人月收入、睡眠质量、每周锻炼次数、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所在村里有无健身活动设施是积极老龄化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4）。表3 不同特征的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比较〔M（QR），分〕Table 3 Comparison of active aging scores among the rural elderly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注：a为Z值；-表示无相应数据性别 -3.833a ＜0.001男307 81.00（27.00）女318 74.00（28.00）年龄（岁） -4.848a ＜0.001 60～79 554 78.50（28.00）≥ 80 71 63.00（29.00）宗教信仰 -2.406a 0.016有84 74.00（15.00）无541 79.00（32.00）受教育水平 25.977 ＜0.001小学及以下 489 75.00（28.00）初中 128 87.50（34.00）高中及以上 8 105.50（32.00）婚姻状况 -3.728a ＜0.001在婚 405 79.00（27.00）非在婚 220 73.00（33.00）居住情况 10.284 0.016独自居住 119 74.00（33.00）与子女同住 244 80.00（31.00）与配偶同住 203 77.00（24.00）与子女及配偶同住 59 72.00（23.00）个人月收入（元） 19.207 0.001＜200 315 75.00（30.00）200～ 170 77.00（27.00）400～ 68 77.50（34.00）600～ 29 85.00（36.00）≥ 800 43 89.00（33.00）睡眠质量 39.497 ＜0.001很差 23 61.00（21.00）较差 85 73.00（26.00）一般 374 77.00（28.00）较好 127 87.00（30.00）很好 16 93.00（24.00）每周锻炼次数（次/周） 58.941 ＜0.001 0 251 72.00（23.00）1 119 77.00（20.00）2 125 83.00（32.00）3 79 89.00（31.00）≥ 4 51 95.00（32.00）所患慢性病种数（种） 11.113 0.025 0 127 73.00（28.00）1 351 79.00（28.00）2 115 79.00（39.00）3 29 71.50（25.00）4 3 60.00（-）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 65.584 ＜0.001非常不支持 37 72.00（39.00）不支持 38 65.50（24.00）一般 325 73.00（25.00）较支持 201 90.00（26.00）非常支持 24 79.50（18.00）是否仍参与劳动 -4.124a ＜0.001是224 81.50（29.00）否401 75.00（29.00）所在村里有无健身活动设施 -4.126a ＜0.001有349 81.00（27.00）无276 72.50（29.00）表4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逐步回归分析Table 4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tive aging among the rural elderly注：a等级资料作为数值型变量纳入模型；-表示无相应数据自变量 b（95%CI） b' SE t值 P值常量 6.923（6.202，7.643） - 0.367 18.860 ＜0.001年龄（岁，以60～79为参照）≥ 80 -0.290（-0.561，-0.020） -0.078 0.138 -2.111 0.035婚姻状况（以非在婚为参照）在婚 0.571（0.340，0.802） 0.231 0.118 4.849 ＜0.001居住情况（以独自居住为参照）与配偶居住 -0.629（-0.916，-0.343）-0.250 0.146 -4.313 ＜0.001与配偶及子女居住 -0.707（-1.073，-0.342）-0.175 0.186 -3.801 ＜0.001个人月收入a 0.091（0.015，0.167） 0.091 0.039 2.347 0.019每周锻炼次数（以实际值纳入） 0.208（0.146，0.270） 0.233 0.032 6.580 ＜0.001睡眠质量a 0.185（0.076，0.295） 0.120 0.056 3.318 0.001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a 0.218（0.121，0.315） 0.157 0.049 4.410 ＜0.001所在村里有无健身活动设施（以有为参照）无0.312（0.147，0.477） 0.131 0.084 3.705 ＜0.0013 讨论3.1 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现状分析3.1.1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亟待提升 本研究中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总得分明显低于张建阁等［5］研究报道的城市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得分〔（102.）分〕，凸显出积极老龄化的城乡差异，与NURUZZAMAN［6］针对泰国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调查结果相似，即积极老龄化整体处于较低水平，且存在地区间差异。但该调查采用积极老龄化测评工具与本研究不同，采用积极老龄化指数，男性老年人为0.64，女性老年人为0.61。分析可能是由于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影响个体认同形成的重要因素［7］，故农村老年人老龄观念和行为与城市老年人有所不同。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地区养老投入低于城市，相关资源较多分布于城市［8］，导致农村老年人养老条件低于城市水平，加上传统养老观念的束缚使得农村地区缺乏老年人社会参与的组织氛围［9］。以上因素综合导致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低于城市老年人，提示亟须结合农村老年人特点制定积极老龄化促进方案，缩短城乡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差异 农村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得分较高 本次调查显示，农村老年人得分最高的维度是自理能力，与LANGE等［10］的研究结论相似，这可能与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特点有关。多年从事农业生产的生活经历使得农村老年人更受“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精神的影响，因而更倾向于独立应对和决策日常事务及活动，同时“不给子女添麻烦”的思想也促使农村老年人在寻求家人帮助之前首先尝试独立照顾自己，例如其在劳动力尚存时尽量靠务农和打工等方式维持生活［11］，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帮助家人，主动承担起管理家务和照顾孙辈等家庭责任，故农村老年人的自理意识和水平均处于较高水平 农村老年人经济保障水平较低 农村老年人得分最低的维度是“建立经济保障”，与李成波［12］的研究结果相似。农村老年人经济来源渠道相对单一，经济保障范围狭窄，难以为自身晚年生活做足经济准备，甚至需要部分或全部从子女处获得经济帮助［13］，加之本次调查的农村老年人中多数患有1至多种慢性病（498例，79.7%），其医疗花费影响到经济能力，故“建立经济保障”维度得分较低。而经济保障是老年人基本的养老需求，直接决定了老年人养老水平的高低［14］。提示应重视农村老年人的经济保障，创造条件帮助农村老年人参与力所能及的有偿工作，拓宽其经济来源渠道，以提升其经济保障水平 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影响因素分析3.2.1 年龄 人口学变量中，年龄因素进入模型，且对于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具有一定的负向预测作用，年龄越高的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程度越低，与PERALES等［15］研究结果相似。张文娟等［16］研究发现，高龄老年组中生活能自理的老年人比重相较于中低龄老年组出现加速下降，且这一现象在农村更为明显。而自理能力下降会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和社交的障碍，使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被动降低，甚至产生负性情绪［17］。同时，高龄老年人可能因担心影响家人而主动减少外出，导致与外界的交往更趋减少和简单化，其自我价值感随之降低。提示应关注高龄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状况，通过适当的健康指导和积极老龄化宣教帮助其延迟自理能力丧失，树立面对衰老的积极认知，提升其幸福感和价值感 经济状况 人口学变量中，个人月收入是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正向预测因素，收入越高的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越高，与HIRAI等［18］的研究结果趋同。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老年人收入水平越高，经济独立性越高，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与的独立性也相应增强，且收入较高的老年人能够享受相对较好的物质条件和卫生服务［19］，有助于提升其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而收入较低的老年人经济支配能力较低，影响其基本生活水平和健康投入［20］，此外，受困于较低的经济水平，部分农村老年人仍以满足温饱需求为主要生活目的，缺乏追求高层次社会参与的动力和能力［21］，导致积极老龄化水平较低。提示有必要为经济状况较差的农村老年人提供适当的社会支持，如通过义诊、健康知识讲座等提升其健康管理能力，或通过成立老年协会、老年互助小组等建立起农村社区的关爱互助网络，对老年人进行赋权增能 婚姻状况 婚姻状况对于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的预测作用明显，在婚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程度高于非在婚老年人，与刘月月等［22］的研究结果相似。依恋理论研究认为，夫妻之间的依恋有助于老年人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并帮助老年人以积极的眼光评判自我价值和看待外部世界［23］，即配偶之间可以相互扶持，情感有所寄托，且老年人更易受配偶影响和鼓励，从而积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因而积极老龄化水平相对更高。此外，有配偶的老年人更易察觉对方的身心健康变化情况，有助于突发疾病的早发现、早治疗［24］。提示有必要关注农村非在婚老年人的婚恋问题，可通过宣传教育帮助农村老年人树立开放和包容的婚恋观，村委会也可协同民政部门为农村老年人婚恋交友提供平台和机会，从满足婚恋需求层面推动其实现积极老龄 居住情况 本研究中，“与配偶居住”和“与配偶及子女同住”均进入回归模型，且处于这两种居住模式的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均低于独居老年人。在本研究实地调查中，独自居住的农村老年人大多年龄较低，且自理能力及生活条件较好，与姜向群等［25］研究结果一致，即选择独居的老年人大多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且本身具有较好的自理能力，同时独居状态也迫使老年人自身更多地参与到生活事务和社会交往中来，不仅有助于维持其自理能力和健康水平，也增加了老年人在社会参与上的自由度和能动性，扩展了老年人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有助于其社会支持网络的维持，因而其积极老龄化水平相对较高 锻炼情况 农村老年人每周的锻炼次数对于其积极老龄化水平的正向预测作用明显，每周锻炼次数越多，积极老龄化水平越高，与CABRITA等［26］观点一致，即健康行为是延迟甚至扭转功能衰退的积极老龄化关键因素。体育锻炼可帮助老年人增强体质、预防或减轻疾病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健康水平。同时，体育锻炼是健康层面的社会参与，可增加老年人与外界的接触和交流，而锻炼获得的良好运动能力也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价值感和尊严感，相关研究也证实，主动参与锻炼活动的老年人具有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27］。但老年人体力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而下降，使其难以达到应有的锻炼水平［28］，提示需结合老年人特征研发适合其生活习惯和身体功能的活动形式。例如彩虹［29］为老年糖尿病患者设计基于kinect技术的开脉太极，有效保证了患者的运动强度和依从性 健身设施情况 本研究中，健身设施情况也进入模型，所在社区具备健身活动设施的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程度更高，与CHRYSIKOU等［30］的研究结果趋同，即健身活动设施等适老化环境设施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促进积极健康的老化。农村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主要生活方式逐渐由劳作转变为休闲，且活动范围多局限于农村社区内，而健身活动设施有助于吸引老年人外出健身，是维持其健康水平的重要硬件保障。同时，健身设施为农村老年人“走出去”接触外界创造了条件，侧面增加了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机会。因而农村社区建设应充分考虑农村老年人文体活动需求，例如合理利用闲置土地增设适老化健身及娱乐设施等，满足其文体活动需求，为实现积极老龄化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睡眠质量 睡眠质量对于积极老龄化水平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农村老年人睡眠质量越好，积极老龄化水平也越高，与吴霜等［31］研究结论相似。高质量的睡眠有助于调节机体新陈代谢和激素分泌，缓解老年人疲劳感，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热情，从而提高老年人健康水平及参与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的能力和积极性［32-33］。而较差的睡眠质量会对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并增加疲劳等健康问题发生的风险［34］。提示农村老年人的睡眠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可对睡眠较差的农村老年人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的宣教，同时普及简单易行的助眠技巧，例如穴位按摩等，在不增加经济负担的同时改善其睡眠质量，进而提升其积极老龄化水平 家庭支持 家庭支持是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水平的正向预测因素，家属对社会参与的支持度越高，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越高，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似，即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有助于提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及社会参与水平［35］。受文化因素影响，农村老年人多以家庭利益为重，在结束劳动生涯后主动承担家务、照看孙辈［36］，压缩甚至放弃自身休闲活动的时间，且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家庭依赖性逐渐增加，家人的态度对老年人决策有重要影响［37］，因此家人的支持有助于老年人主动从家务劳动中抽离，增加其外出活动和社会交往的机会。此外，领悟社会支持理论认为，个体在主观上获得的被支持、被理解的体验越多，其内心的满意度越高，心理弹性也就越高［38］，相关研究也表明感知支持有助于降低老年人孤独感，并增加身体活动，进而提升其生活质量［39］。因此积极老龄化应重视家庭关系和家风建设，引导老年人子女主动承担家庭责任，提供有助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家庭支持，使家庭支持成为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坚实后盾 本研究的创新性和局限 本研究基于AAS修订形成适合农村老年人的农村版积极老龄化问卷，并对农村地区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水平开展调查，提供了农村老年人的积极老龄化现状及相关因素等信息，为今后开展农村积极老龄化干预工作、促进农村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有价值的依据。但本研究仅选取河南省鹤壁市的农村老年人进行调查，样本量较为有限，不足以代表农村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的整体水平；此外，问卷由调查对象凭主观认知填写，部分项目如“所患慢性病种数”可能因调查对象对疾病认知不足导致偏差，今后还需对问卷设计和发放进行进一步规范。作者贡献:李宏洁负责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数据收集与整理、统计学处理、结果分析与解释、论文撰写、论文中英文修订；张艳负责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结果分析与解释、论文中英文修订、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理负责，监督管理；余自娟、王荣华负责论文中英文修订、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赵敬、杜灿灿、田雨同、刘珍负责数据收集与整理。本文无利益冲突。参考文献［1］KALACHE A，GATTI A．Active ageing：a policy framework［J］．Adv Gerontol，2003，11：7-18.［2］国务院．“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EB/OL］．（2017-02-28）［2019-03-12］． ［3］林宝．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普遍性与阶段性［J］． 人 口 研 究，2018，42（3）：38-50．DOI：CNKI:SUN:．［4］PRICE L R．Psychometric methods：theory into practice［M］．Washington：Guilford Publications，2016.［5］张建阁，张艳，史岩，等．郑州市社区老年人积极老龄化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19）：4800-4803．DOI：CNKI:SUN:［6］NURUZZAMAN H M．Active ageing level of older persons：regional comparison in Thailand［J］．Journal of Aging Research，2016，2016：1-9．DOI：10.1155/2016/.［7］朴忠焕，李胜波，曹星，等．乡村与都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城乡差异［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2）：43-67．DOI：10./［8］张映芹，王青．我国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均衡性研究［J］．医 学 与 社 会，2016，29（1）：7-9．DOI：10./j.yxysh.［9］李月，陆杰华．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内涵、现状及挑战［J］．人口与计划生育，2018，26（11）：14-17.［10］LANGE C，HEIDEMANN I T S B，CASTRO D S P，et al．Promoting the autonomy of rural older adults in active aging［J］．Revista Brasileira de Enfermagem，2018，71（5）：2411-2417．DOI：10.1590/0034-7167-2017-0570.［11］李俏，陈健．变动中的养老空间与社会边界：基于农村养老方式转换的考察［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34（2）：128-136．DOI：10./.001．［12］李成波．西部农村老年人经济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特 区 经 济，2016，34（1）：33-36．［13］吴步秀，沈爱玲．我国农村地区老年人健康状况及健康保健服务对策［J］．医学与社会，2015，28（3）：59-61，87．DOI：10./．［14］王珊．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脆弱性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9，15（1）：28-29，194．［15］PERALES J，MARTIN S，AYUSO-MATEOS J L，et al．Factors associated with active aging in Finland，Poland，and Spain［J］．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2014，26（8）：1363-1375．DOI：10.1017/S1520.［16］张文娟，王东京．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变化趋势［J］．人 口 与 经 济，2018，39（4）：86-98．DOI：10.3969/．［17］傅洪梅，王秀红，汪俊华，等．贵阳市居家失能老年人生活质量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8，45（22）：4101-4104．DOI：CNKI:SUN:．［18］HIRAI H，KONDO K，KAWACHI I．Social determinants of active aging: differences in morta lity and the loss of healthy life between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among older japanese in the ages cohort study［J］．Current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Research，2012，2012：1-9．DOI：10.1155/2012/.［19］贾利利，安颖，罗桂华．基于不同测算方法分析陕西农村空巢老人生命质量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39（4）：944-947．DOI：10.3969/［20］赵玉茁．社会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8.［21］杨华，项莹．浙江农村老年人社会参与影响因素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4（11）：147-152，160．DOI：10./［22］刘月月，张德阳，牛盾，等．农村老年人精神状况调查与建议：以山东部分地区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8，33（17）：84-86，91．DOI：10.//［23］谢其利，李崇敬，全小山，等．少年夫妻老来伴:夫妻依恋与留守老人孤独感［J］．心理学报，2018，50（7）：771-781．DOI：10.3724/．［24］陈雅静，单候乾，潘蓓，等．杭州农村家庭养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9，39（2）：455-458．DOI：10.3969/．［25］姜向群，魏蒙，张文娟.中国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 研 究［J］． 人 口 学 刊，2015，37（2）：46-56．DOI：10.3969/．［26］CABRITA M，OPDEN A H，TABAK M，et al．Persuasive technology to support active and healthy ageing：an exploration of past，present，and future［J］．Journal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2018，84：17-30．DOI：10.1016/［27］YAMASHITA T，BARDO A R，LIU D．Experienced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physically active and passive leisure time activities among adults aged 65 years and older［J］．The Gerontologist，2019，59（4）：718-726．DOI：10.1093/geront/gny106.［28］GUELL C，PANTER J，GRIFFIN S，et al．Towards co-designing active ageing strategies：a qualitative study to develop a meaningful physical activity typology for later life［J］．Health Expectations，2018，21（5）：919-926．DOI：10.1111/hex..［29］彩虹．基于kinect的开脉太极对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干预效果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8.［30］CHRYSIKOU E，RABNETT R，TZIRAKI C．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and synergies of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in enabling active healthy aging［J］．Journal of Aging Research，2016，2016（1）：．DOI：10.1155/2016/.［31］吴霜，张坊钰，臧召燕，等．中国老年人抑郁和生活满意度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郑州大学学报（医学版），2019，63（1）：88-92．DOI：10./．［32］何艳丽，张瑞星．老年人群心理健康现状及服务模式分析与思考：以河南省调查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8，26（9）：89-93．DOI：10.3969/．［33］王博闻，韩金松，张天娇，等．2012年鞍山市社区老人自立生活水平及影响因素调查［J］．实用预防医学，2016，23（6）：668-671．DOI：10.3969/［34］PENG X，LIU N，ZHANG X，et al．Associations between objectively assessed physical fitness levels and sleep quality in community-dwelling elderly people in South China［J］．Sleep and Breathing，2019，23（2）：679-685．DOI：10.1007/s-018-1749-9.［35］钟清玲，喻思思．社区老年人社会参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中国护理管理，2018，18（9）：1293-1296．DOI：10.3969/．［36］岳玉丹.邢台农村养老服务业发展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5.［37］李方晔.“政府、社会、家庭”联动的老年人体育发展模式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8.［38］李长瑾，洪炜，赵佳，等．老年人生活质量与心理弹性的关系及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J］．山东大学学报（医学 版 ），2017，55（9）：6-10．DOI：10.6040/．［39］KANG H W，PARK M，WALLACE J P．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loneliness，and physical activity on quality of life in South Korean older adults［J］．Journal of Sport and Health Science，2018，7（2）：115-122．DOI：10.1016/

文章来源：《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网址: http://www.zgncwssygl.cn/qikandaodu/2021/0209/353.html